相对于初中没读完就出来混社会的父亲，母亲多读了几年书，平时以知识份子自诩，脸皮薄，一哭二闹三上吊那套她学不来爷奶奶一出场，当众下跪，她也只好作罢。
这样三番五次下来，连我都习以为常了，更别说我那性格散漫的父亲。
所以有此一劫并不是冥冥中早有注定，实在是因果回圈。
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，最后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人跑了，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。
至于怎么判，要看“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”了。
“谁让命不好，赶上严打”——上大学之后，我才知道97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，我父亲就是这个政策下的直接影响者。
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，加上吃喝“嫖”赌（嫖没嫖我不知道），所剩无几。
家里的存款，爷爷奶奶的积蓄，卖房款（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），卖猪款，卖粮款，造纸厂的废铜烂铁，能凑的都凑了，还有6万缺口。
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，姥爷还是拿了1。
5万，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2。
5万，还缺2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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