抽屉事件过去后的那一周，空气里仿佛埋着一根看不见的弦，绷得死紧。
在教室里，杨俞和我维持着一种近乎完美的“如常”。
她讲课，我听课；她布置作业，我收发作业；偶尔在走廊遇见，彼此点头，问候简短得如同电报代码。
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——她的目光在掠过我的方向时，会有一个比之前更刻意的、几乎难以察觉的停顿，仿佛在确认什么，又仿佛在警惕什么。
而我，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，放任自己的视线在她身上停留太久。
每一次不经意的对视，都像有细小的电流窜过脊背，带来一阵微麻的战栗。
我们都知道那道裂痕的存在，却都默契地不去触碰，假装冰面依然完整。
这种微妙的僵持，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打破了。
四月底，天气忽冷忽热，是感冒的高发期。
先是班里有几个同学接连中招，请了病假。
接着，周三的语文课，走上讲台的是一位戴着眼镜、神情严肃的资深代课老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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