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之间那条由纸条悄然搭建的、纤细的吊桥，在期末兵荒马乱的冲击下，似乎也陷入了某种停滞。
再也没有新的纸条出现。
语文课上，她是那个一丝不苟、高效精炼的杨老师；课堂外，我们是界限分明的师生。
偶尔在走廊或办公室门口遇见，她会对我点点头，目光平静，有时会问一句“最近状态怎么样？”或“古文复习到哪了？”，得到的永远是我简短而标准的回答：“还好。”、“在复习《史记》选篇。”
一切都回归了最“正确”的轨道。
仿佛ICU里紧握的手，雨夜长椅上的牛奶，夹在笔记本里的“头还疼吗？”，都只是高压下的短暂幻觉，被更现实的升学压力碾碎、风干了。
但我心底知道，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
当我再次在语文课上走神，目光不由自主地追随她在讲台上移动的身影时，我不再感到那种灼烧般的羞耻和自我厌弃。
当她的目光偶尔扫过我，与我视线相接又自然滑开时，我也不会立刻竖起全身的刺，或者陷入冰冷的绝望。
一种奇异的、微妙的平静感，像一层薄而韧的膜，包裹住了那些曾经激烈冲撞的情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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