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廷眼见有利可图，便想将采参业收回。于是自乾隆十年开始，说什么“皇商唯图自身获利而不能诚心放票”，正式改为官办，由内务府承办。
说到采参的事，武振周对赵新知无不言，这原本就不是什么秘密。
“以前朝廷......”武振周停顿了一下，见赵新三人没有反应，这才继续道：“他们在盛京、吉林、宁古塔三地设立官参局，参票由京城户部所出，交盛京将军和各官参局办理，每年内务府也会派人过来帮办。”
赵新道：“那参票的数量上有什么规矩？”
武振周道：“这个并无额定，只要有人领，朝廷也希望多多益善。”
总之，满清是希望自己赚的越多越好。原本“十两交公，六两归己”也改为了“十两交公，二两公用，一两交保人”；除此之外，人参每斤还要收六两银子的税银。仅乾隆十八年一年，人参的销售和税银收入就在一百五十万两白银以上，当年全国的关税收入不过才四百三十三万余两。
历史上参票发放最多的年份就是乾隆二十五年，三地官参局一共发了六万多张参票，即便是按三十两一两参的价格算，一张参票的直接收益就是三百两，这还不算税金。但是从乾隆四十二年以后，东北的采参业便开始每况愈下，一蹶不振。
一旁的民政干部听到此处有些奇怪，便忙问怎么回事。
赵新叹息道：“不外乎‘竭泽而渔’四个字罢了。”
武振周伸出大拇指赞道：“这位老爷高见，实际就是如此。”
清代的采参模式属于只管刨、不管种，历时两百多年的大规模竭泽而渔式的彩挖，有多少山头也不够挖的。满清对人工栽植人参不但不予以支持，反而是严加禁止，派出官兵缉拿各地栽种人参的人，理由竟然是“以伪乱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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